發布時間：2018-11-06|發布者: 大連鹽化集團|欄目：鹽化史話
在世人的心目中，“書香氣”和“銅臭味”是不同文化人格的形象寫照。“書香氣”是知書達理、品行潔雅之輩的標簽，而“銅臭味”則是為富不仁、俗陋無知之流的符號。“書香氣”與“銅臭味”，可以說是雅俗迥異、清濁分明。
作為商人族群中的一支，兩淮鹽商到清朝乾嘉時代聲勢煊赫達到了巔峰，但是人們總覺得在他們的胸前別上“書香氣”的名片好像有點牽強突兀，套上“銅臭味”的冠冕反而更能契合傳統思維。
因為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賤商”的文化傳統,早在戰國末期韓非子就把工商之民視作社會蛀蟲，并列為“五蠹”之一。一套汗牛充棟的《二十四史》從未為商人單獨樹碑列傳，只在《貨殖列傳》、《食貨志》中留下關于用鹽鹽起猗頓、推行鹽鐵官營桑弘羊等人的片言碎語。
不僅如此，披閱古代文獻，不時看到關于兩淮鹽商趨炎附勢、驕奢淫逸的記述。“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鹽商狗茍蠅營的作態在唐代白居易的《鹽商婦》中毫毛畢現。吳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名士季葦蕭尖刻地挖苦揚州鹽商為“六精”：債精、牛精、屁精、謊精、妖精及方巾中的水晶（精）。清雍正帝“上諭”中也說到：“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伎樂，恒舞酣歌，宴會嬉游，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尤甚。”
于是，每每提到兩淮鹽商，人們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揚州園林的飛檐鎏金、淮揚菜系的飲饌精鑿、瓦肆勾欄的鶯喉脆板，似乎鹽商行篋內的“孔方兄”仍在叮噹作響，眉宇間的“銅臭味”依然不絕如縷。
不過，如果大而化之地用“銅臭味”定性兩淮鹽商恐怕有失公允，甚至是一種曲解。試想，假如兩淮鹽商個個都是腦滿腸肥、聲色犬馬的暴發戶或寄生蟲，怎么能夠在二千多年的淮鹽歷史上縱橫捭闔，執商界牛耳？又怎么能夠到了清代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資本集團，“與王者埒富”？
實際上，不論是“行商”還是“坐賈”，也不管是“販夫”還是“走卒”，兩淮鹽商中既有揮金如土、庸俗猥瑣之流，更有賈而好儒、風雅倜儻之輩。特別是那些“儒商”，且不談他們如何詩酒流連，結吟酬唱，就從其對刻書藏書一往情深，對鐘鼎碑碣一擲千金也可溴到那余香裊裊的“書香氣”。
二
在古代，刻印書籍是一項勞力費財的事，不像如今的電子圖書不但可以即時傳遞，而且成本極其低廉。以清初文人徐增所編刻的《元氣集》為例，這本總共只有40頁，單薄得如同當今一本軟抄筆記本的小冊子居然花費紋銀16兩。要知道當時16兩銀子可買大米1144斤，按時下價格計算相當于人民幣2288元。無怪乎康熙皇帝說：“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
然而，兩淮鹽商們卻對刻印書籍抱有超乎尋常的熱情和執著，毫不吝惜地將白花花的紋銀甩向詩局書坊，全然沒有行鹽時那種錙銖必較的忸怩作態。
鹽商馬曰琯、馬曰璐號稱“揚州二馬”，可說是孜孜于刻書方面的翹楚。馬氏兄弟浸淫儒林文苑６０年，刻書達五六百卷。“揚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匯編了《巢林集》7卷，但囊中羞澀無力刊印，馬曰琯毅然捐資為其刻印付梓。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所編纂的《經義考》篇幅浩大，馬曰琯不惜千金為他刊行。此外，他還為戴震刊刻了《屈原賦注》和《水經注》，并花數千金為蔣衡手書的《十三經》進行裝禎。
鹽商黃氏四兄弟被時人俗稱之為“四元寶”。“大元寶”黃晟先后雕刻了《太平廣記》500卷和《通志二十略》等數十種名書。“二元寶”黃履暹曾延請當時的名醫葉天士于家中共同考訂藥性，并刊刻了《圣濟總錄》、《葉氏指南》等醫書多部。
更讓人嘖嘖贊嘆的是，兩淮鹽商們的刻書并不囿于典籍類書，也時常惦記著普通士人的讀書需求。鹽商吳勉學的“師古齋”曾刻印出版經史子集數百種之多，至今傳世的就有《春秋左傳》、《資治通鑒》、《毛詩》、《新樂府》等書三十余種。鹽商汪竹銘氏族刻行了《二十一家集》、《漢魏六朝明家集》等等。馬氏兄弟還刊刻了《說文》、《廣韻》等辭書類的書籍。
除了沉緬于書籍的私刻，兩淮鹽商們對官刻也多有襄助。如康熙年間兩淮巡鹽御史曹寅主持刻印的《全唐詩》和《佩文韻府》、嘉慶年間兩淮鹽官阿克當阿主持刻印的鴻篇巨制《全唐文》，其所需經費皆從運庫支出。僅《全唐文》就耗費銀兩高達６０萬兩之多，而當時全國一年財政收入也只在４０００萬兩左右。
或許是明悉鹽官刻書可以得到鹽商的大力支助，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大清帝國已呈日薄西山之勢，仍由兩淮巡鹽御史在揚州設淮南書局刊刻了《詩經》、《毛詩注疏》、《兩淮鹽法志》等書。
清代刻書分為官刻、私刻和坊刻，除坊刻外，都不以贏利為目的，頂多是保本微利。這些由兩淮鹽官主持刊刻的書籍，字里行間浸透著兩淮鹽商所交的大把大把鹽利。鹽商們雖是為官府作嫁衣，但寸心之間流露出的則是對“崇儒尚學”的特殊情愫，對“舞文弄墨”的別樣癡迷。
不難想象，那個時代麋集著眾多兩淮鹽商的揚州出版業是何等興旺紅火，想必蓬門閭巷間會不時傳來刻鑿雕板的“篤篤”聲，檣帆點點的運河上也會飄過書籍的縷縷墨香。不必懷疑，今日揚州廣陵書社是傳統雕板刻印技藝的忠實傳人。
三
兩淮鹽商們不僅熱心于印書，對藏書也有異乎尋常的嗜好。他們的藏書雖不能與鐵琴銅劍樓、海源閣、皕宋樓、八千卷樓等“四大藏書樓”比肩而立，但也可稱為插架萬軸，積案盈箱。
黃奭世代治鹺淮鹽，家中藏書極富；鹽商程夢星曾延請蕪湖學者韋謙恒在其筱園中考校家藏古籍書畫時達五年；乾隆皇帝還賜名鹽商吳家龍的御書樓為“廣匯閣”……， 可以說，兩淮鹽商收藏范圍之廣、數量之多不一而足。
當然，最著名的還屬“藏書甲大江南北”的鹽商馬氏兄弟。馬氏小玲瓏山館中有一叢書樓，藏書共有十萬余卷，書腦皆延請名手用宋體抄寫。叢書樓兩角各置一桌，兄弟倆據案披書、依櫥考校常至子夜。馬曰琯曾賦詩曰：“下規百弓地，上蓄千載文；他年親散佚，惆悵豈無人？”字里行間對以后書籍可能散佚的憂慮之情溢于言表。
還有獲嘉慶皇帝賜建“樂善好施”牌坊的鹽商鮑漱芳，他特別醉心于法貼、繪畫、墨硯的搜羅，其精選唐宋之后書法墨跡珍品編纂成的《安素軒法貼》傳布很廣，影響頗大，至今為書家津津樂道，視為圭臬。
古人私家藏書往往秘而不宣，明代天一閣的主人范欽父子就立下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訓。但與傳統藏書家不同，兩淮鹽商在藏書方面并無傳及子孫的自戀和矜持，反倒充溢了澤被儒林的豁達和大氣。
黃宗羲是民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曾從鹽商鄭俠如的“叢桂堂”中借抄了許多罕見圖書；揚州學派重要人物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560件拓本大部分來自鹽商的收藏；詩人厲鶚利用馬家小玲瓏山館的藏書才著有《遼史拾遺》、《宋詩紀事》等書籍。1773年，朝廷為編修《四庫全書》向天下征書，小玲瓏山館進獻776種。乾隆皇帝獎勵獻書量最多的前四人，馬氏后人馬裕得到了《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可以這樣說，是兩淮鹽商的“貯藏典籍，嘉惠士林”浸淫得淮揚大地文風斐然，才贏得清廷把僅有的七部《四庫全書》之一存于揚州的文匯閣，才放大了返樸歸真的“乾嘉學派”和奇拙靈動的“揚州八怪”。
四
“在商言商”本屬常理，“在商言文”則有悖常態。而在清代“文字獄”陰風颯颯的康乾之際，象兩淮鹽商這種集群式的“崇儒尚文”則更是商界奇葩，其原始動機、持續動力等心路歷程頗值得揣摩和玩味。
兩淮鹽商本質屬性首先是商人。“商人”源于3000多年前周朝人對以買賣為生商朝遺民的賤稱，浸透著屈辱、凄苦和悲愴。從那時起，帝王將相、達官貴人從不以正眼瞧視商人，盡管到了明清時期他們以“抱團取暖”的商幫方式粉墨登場，但社會角色依然十分尷尬。
因此，兩淮鹽商在賤買貴賣中賺得缽滿盆溢的同時，必然滋生出改變自身卑賤社會地位的沖動，期冀有一天通過向儒家主流文化的靠攏，消除社會大眾對自己“銅臭味”的固有認知。
于是，兩淮鹽商們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刻坊，投向書肆，投向金匱石室（藏書室），不遺余力地“報效”官刻，進獻珍本書籍，以博取官方認可；極盡所能地校勘文化典籍，延攬名士，以贏得世人口碑。
不過，兩淮鹽商們“賈而好儒、雅而好客”并非葉公好龍，沽名釣譽，更不是單純為了書中的“黃金屋”、“千鐘粟”和“顏如玉”。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始終把崇儒尚學作為心理圖騰，把刻書藏書當作精神慰藉。
位居“兩淮八大總商”之首的江春，曾獲得“正一品光祿大夫”頭銜，但他“工制藝，精于詩”，始終保持著“崇儒尚文”的文化秉性。雖然他的“隨月讀書樓”現已無跡可尋，但從《黃海游錄》、《水南花墅吟稿》中仍可略窺其“賈服儒行”的風采。
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官至翰林院編修的鹽商程晉芳。別人做官是越做越富，他卻越做越窮。由于盡其家資購書五萬卷，延攬文人，最終窮困潦倒得委身于陜西朋友家聊以度日，客死他鄉的墓地與喪葬費均由故舊支助，甚至妻妾還得由文友袁枚來養活。
飽饑不改志，溫寒不易節。沒想到兩淮鹽商們對刻書藏書的居然是如此執著、如此癡迷、如此忘我，他們以實際行動詮釋了“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藏書益已，刻書澤人（清藏書家張海鵬語）”的含義。如今，他們刻書的雕板早已漫漶零散，藏書的樓宇業已傾圯坍毀，但那青燈黃卷后的書香氣息，那浸透紙背的文化自覺仍然值得今人追憶和沉思。